从安世高到支谦
文：华 闻
安世高系统地介绍了早期的小乖思想，晋释道安评论说，安世高博学稽古，特专阿毗昙学，其所出经，禅数最悉。所谓禅数之禅，即是禅定；所谓数，指用四谛、五阴、十二因缘等解释佛教基本教义的事数，从佛典的文体上说，属于阿毗昙，通过它使人能够懂得佛教的道理，称之为慧。其实，禅数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常说的定慧止观。安世高所传禅法，影响最大的是数息观，也就是意指呼吸的安般守意，这种修禅方法与中国仙家方术的呼吸吐纳、食气守一的养生之道颇为相似。它要求用自一至十反复数念气息出入，守持意念，专心一境，从而达到至静的境界，因之可以导致制天地、住寿命，存亡自由。安世高的数学指佛教教理，集中反映在《阴持入经》上。阴持入亦称佛教三科，新译作蕴、处、界。它着重讲人生和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。它把人的世俗观念，说成是苦的远因，把人的食与性，看作是苦的近因。它认为只有通过禁欲主义的途径，才能达到出世的目的。安世高所介绍的教理在汉魏两晋都有影响。当时临淮（今江苏盱眙县）人严佛调撰《沙弥十慧章句》，发挥安世高的学说；三国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、颍川皮业、会稽陈慧随学，并与陈慧共注《安般守意经》；晋僧道发，为大小《十二门经》《安般守意》《阴持入经》《人本欲生》等经作序作注；东晋名士谢敷也曾为《安般守意》作序。可见安世高的译籍影响广泛，流传时间也长。支娄迦谶（简称支谶），月支人，桓帝末年游于洛阳，在灵帝光和、中平年间（公元178-179年）译出佛经14部，27卷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《道行般若经》《首楞严三昧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。晋支敏度在《合首楞严经纪》中称其凡所出经，类多深玄，贵尚实中，不存文饰。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传布大乖佛教般若学理论的僧人。《道行般若经》亦称《般若道行品》，与三国吴支谦译《大明度无极经》，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《般若波罗蜜经》属同本异译，相当于唐玄奘所译《大般若经》第四会。支谶在翻译中，把真如译为本无、自然、璞等，与《老子》的概念极为相近。《道行般若经》在陈述缘起性空时，强调相对主义的方法，又与《庄子》相通，它把性空视作绝对真理，又把缘起当作性空的表现与展开，从而导向了拆衷主义的双重真理标准。《般舟三昧经》和《首楞严三昧经》都是讲大乖禅法的。其中讲到的禅定，在于用幻想示现种种境界，证明行者有超人的神通，因而能激励精进，超度众生。支谶还特别宣扬，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，并在禅定中得见，死后便可以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。这为中国净土信仰奠定了基础。三国时期，魏、吴两国对《般若》的讲习都有开展。释朱士行有感于《小品般若》文句艰涩，难以理解，于公元260的（魏甘露五年）西渡流沙，至于阗求得《放光般若经》（亦称《大品般若》）胡本，后遣弟子送回洛阳，在公元291年（晋惠帝元康元年）由竺叔兰、无罗叉等译为《放光般若经》28卷。见于僧传的译者，则有沙门昙柯迦罗昙帝、康僧铠等。昙柯迦罗是印度人，于公元249~254年（魏嘉平年间）至洛阳从事译经工作，《高僧本传》记：迦罗既至，大行佛法，时有诸僧，共请迦罗译出戒律。迦罗以律部曲制，文言繁广，佛教未昌，必不承用，乃译出《僧祗戒心》，止备朝夕。更请楚立羯磨法受戒。中夏戒律，始自于此。吴都建业的般若学较之洛阳更加发达。支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人物。支谦，一名支越，字恭明，原籍月支，其祖在汉灵帝时归汉，本人曾师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就学，备通六国言，有相当高的汉文水平，被孙权拜为博士。在吴30余年间，支谦译出《大明度无极经》《维摩诘经》《大阿弥陀经》《本业经》《本起经》《首楞严经》《大般泥洹经》等大小乖经典36部、48卷。《大明度无极经》是《道行般若》的改译本，此处之大明就是般若的意译，无极则是对大明度威力无限的形容。《维摩诘经》同《般若》的空观思想相通，对小乖出世苦行主义有所批评，它认为，修道成佛不一定落发出家，只要证得佛教义理，居士也能超凡脱俗，并在享受资财无量的世俗生活中，也能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。此经在西晋时还有竺法护、竺叔兰的两个异译本，至姚秦鸠摩罗什、唐玄奘也有重译本。支谦还有一些异译也很有影响，其中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是康孟详、竺大力于汉末所译《修行本起经》的异译，是讲释迦牟尼佛本生的故事，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，对促进文学的发展发生过作用。还改定过维祗难、竺将炎合译的《法句经》，因他的改定，这部带有入门性质的佛典更归于系统的概括，更便于流广。支谦深谙文辞音律，据说他曾根据《无量寿经》《中本起经》制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。应该说，三国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期。吴地另外一个佛教传播者是康僧会（？-280年），他原籍康居，世居天竺，因父母经商，移居交趾；十余岁时，父母双亡，遂出家。康僧会明解三藏，博览六经。公元247年（赤乌十年）至建业，劝说孙权修建初寺，是为江南有寺之始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录有康僧会译经2部，14卷。最能代表他思想的是《六度集经》，共8卷，按大乘菩萨六度分为6章，编译各种佛经共91篇。其旨意主要在于用佛教的菩萨行发挥儒家的仁道说，他把孟子的仁道作为三界上宝，要求王治以仁，化民以恕，体现了他所谓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的观点，为儒释结合开辟了路径。
摘自《历代高僧传法事迹》
